《中医的逻辑》第二章:《周易》中的3“病”3卦打印
发布时间：2020-04-13来源：启迪控股
中医药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出积极作用。应对疫情，启迪控股董事长王济武撰写《中医的逻辑》，带您回归本源认知中医。本文共分为“《周易与三螺旋》:8000年中医的发生、发展与回归”、“《周易》中的3‘病’3卦”、“内经生命的双层解剖结构”三大部分，今日刊发第二部分内容节选。《周易》中直接以“病”为题探讨的有3卦：《蛊》《无妄》《蹇》。蛊是寄生虫败坏主体，姜子牙养了很多商人内奸公知为蛊；无妄就是老子强调的病，纣王因无知有自以为知地折腾；蹇是周室内部五藏失衡导致四肢逐渐瘫痪，讲周公与成王、三叔、召公、姜太公的矛盾。以下分别独立解析，供读者参阅理解。25卦《无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总结伐商顺利的原因，即对方系“无妄之灾”；同时也回顾了武王为伐商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无数个周公陪伴劝慰的无妄之梦。
《阴符经》对《无妄》的描述还是拿“树木”比喻，“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木本生火，火祸及木，则木克；邪生於心，邪发而祸及心，则性乱；国中有奸，奸动而溃其国，则国亡。《红楼梦》描写秦可卿之死，天下不宁而大乱，讲的病症就是这个意思“水亏木旺的虚症候”。没了水木还能旺？实际就是《内经》讲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李荃解释：火生于木，火发而木焚。奸生于国，奸成而国灭。木中藏火，火始于无形。国中藏奸，奸始于无象，非至圣不能修身炼行，使奸火之不发。夫国有无军之兵，无灾之祸矣，是以箕子逃而缚裘牧，商容囚而蹇叔哭。 “无妄往，吉”，指的是在姜太公阴谋修德以及“蛊”一系列措施下，商已经内部分裂离心离德，“无妄之疾”“多将熇熇，不可救药!”（诗经《大雅·板》）。商人内部分离腐败严重到一定程度，对周人而言，类似“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权衡一番，可以下手摘果子了，“则利有攸往”。在商陷入“无妄之灾”时“无妄往，吉”。《史记》说纣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篇》)。这个时候，武王认为伐商的时机到了。《武王入殷》记载：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末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 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 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不耕，获；不菑，畲）。本卦以“不耕，获；不菑，畲”的农业比喻，本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农业的基本铁律，然而“不耕，获”不劳而获了。《史记》解释说：“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本卦显然不认同，周公认为是无妄所致。而且“不菑，畲”，连没有翻耕施肥的田地生地，都自己直接变成肥沃的熟地。《尔雅》：“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革命《坤》卦说的“不习”之地，“直方大”。不用开发养护就能收成，比喻周人获得商国征税势力范围。回想《诗·大雅·皇矣》中记载檀父开发周原处女地的辛劳，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武王面对天上掉熟地，难道真的是如梦如幻如泡影。《诗·周颂·臣工》记载的周王召集臣工开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畲”。“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菑”，从字形看像是用火烧野草，作为第一轮开荒的工作。随着这种原始方法的淘汰，后世引申为“火灾”，《诗经·大雅·生民》:“不坼不副，无菑无害。”《礼记·祭法》:“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如果将“不菑”解释为火灾，与“不耕，获”对不上。“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是一个比喻，类似周人偷驴而商纣王拔橛。本卦以不耕而获摘果子为主题，是农业革命民族的潜意识。《孙子》:“金城汤池而无粟者，太公、墨翟弗能守之”。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农业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是“牛”，所以“或系之牛”，《周礼• 载师》中“牛田牧田”的牛。所以，“或系之牛”就是国运系之“牛”，比喻管制保卫国家的人才。“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反映了周人一些系的挖墙脚策反蛊惑工作的成果。《阴符经》将商人“无妄”是“沈水入火，自取灭亡”。逻辑就是商人迷信上帝，迷信占卜信息，“愚人以天地文理圣”，迷信为祭祀“杀人过万”，导致“大风暴起”。而姜子牙代表的周人“我以时物文理哲”，因此不惧《师》卦之“惑”，坚定出师，“观鸟兽之时，察万物之变。”“哲”是善于感悟并能预言的先知先觉者。前文已述，“无妄”是《蛊》的结果。商人之“无妄”，都是周人有预谋有预测的，因此叫“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没啥可奇怪的。《诗• 大雅• 抑》中 “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意思大致是：君主应有浩大的威仪，端正的品德。有人说：“伟大的智者不会受欺骗，而普通的人之所以受欺骗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普通人被生活所困，不能超脱罢了。”无妄之灾源于以《蛊》“愚人”。法国情报中心在调查了中东的“颜色革命”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中东的“颜色革命”是“傻子”的革命。自己的人民把自己的政府推翻，把自己的经济打碎，自己的金钱外逃，留下来的是战乱和贫困。可悲的是他们这些国家不仅不吸取教训，别的国家反而一波又一波地再重复他们的故事，傻子革命在蔓延。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就是“悲夫乱君之治，不可药而息也”，“勿药”与无为保民修养刚好相反，“作”。对周人而言“有喜”，相当于有人擂鼓相助。《说苑·辨物》:“夫死者犹不可药而生也，悲夫乱君之治，不可药而息也。诗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甚之之辞也。”《诗经·大雅·板》:“多将熇熇，不可救药!”就是对商纣无妄的宣传歌。《毛诗序》说是凡伯“刺厉王”之作。周厉王很出名，他被国人起义推翻导致召公、周公“共和行政”。他与商纣王确实很像，也是一个面对“积重难返局面“的改革家。《黄帝内经》同样把“常”与“妄”作为健康长寿的正反对照，“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国家等组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可贞，无咎。”是继续审视观察，不急。纣王的“无妄行”包括内部改革与外部削籓以及征东夷等，反而为周人搞策反以及抓住战机，提供了基础。纣王本是努力作为，却加速了商的灭亡，这还真是一个“痴心妄想”的事业。《逸周书》记载姜子牙说过：“土广无守，可袭;土狭无食，可围竭。二祸之来，不称之灾。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移积聚，何以备之”。“无妄行。有眚，无攸利。”引用了武丁中兴的语言“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尔交修余，无弃！”“有眚”本意应当在小有眼疾时防微杜渐，商纣却“无妄行”，但病虽初生经不起折腾，因此“无攸利”，再等等。纣王始为象箸时，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王不听箕子劝谏，箕子最终选择了无视暴君胡作非为、自己装疯作奴。“故恒（常）无欲以观其眇，恒（常）有欲以观其噭”，“徼”通“侥”。求的意思，贪求不止。成语离本徼末，表示不抓根本环节，只在枝节下工夫。老子告诉我们如何才能认知道。规律“常”的必然性如果导致衰败会让人无法接受，但也得承认，然后就会少了很多痴心妄想，痴心妄想，不能改变“常”的结果，只能让自己变得愚蠢，“妄作”只会死的更快更痛苦。老子解释“无妄”行的反面，就是“守静笃”：“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一片冰心在玉壶。老子主张“静”“无为”的本义，是在没有“知常曰明”的情况下，不能“不知常，妄作”，乱作为必“凶”。类似武丁拿药与疾比喻。老子另一句名言是：“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知不知，上”就是承认对世界认知有限，有“自知之明”。“不知知”就是不懂而自以为是，就会“病”。“三代出名医”，说明医疗经验的积累的困难。所有的疾病除外伤外，都是内科病。病千变万化，越是老医生，越是见得多，就越觉得自己的知识太有限。以中西医疗之争为例。外伤以及病菌感染类为“疾”，现代医学已经基本掌握，抗生素与手术技术是西医的巨大贡献。但是，对于系统性、内生性、长期性“病”的认识，无论中西医都还在“不知常”的阶段，区别就是是否“不知知，病”并“妄作，凶”。过度医疗、指标化医疗、孤立医疗等都是“妄作”，自命科学自以为是更是有病。方以智进一步阐述：“人先不能自见其心，而语及、不及者，妄也。”“毒均设炉，听人投迷。有开目放光者，则出而逍遥；不能出，则迷死之已耳。无明即明，争明逾迷。跃冶造命，本无迷悟，而有似乎生迷死悟。不迷则死，不如迷学，学固轮尊毒毒药之毒也。吾告稗贩毒药者曰：至贱如盐水，至秽如矢溺，皆可吐下，比于灵丹；何必外国之阿魏、黄硇乎？灯笼露柱，石牛木马，乃辽之白蹢也。土苴矣，疑者嚼即弃之。故为画长安图，使人出门西向而笑哉？世无非病，病亦是药。以药治药，岂能无病？犯病合治药之药，诚非得已。”（这一段就是《红楼梦》中各种药以及以贾府为炼丹炉炼出通灵宝玉的意思，详见《红楼大梦》）。21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西药体系本身就有不知而妄作的利益缺陷，其立项（药理的毒副性是以损伤其他器官的代价来达到抑制病症的结果）、检验（只以化学反映的结果论证药物对某一病症的抑制能力却没考究对正常细胞已造成的新侵害源)、测试（以低等劣质的生物如鼠类作药物初期的试验体，并忽略低劣生物体本身抗病毒能力比人类要强大的事实），等等并不能完全符合逻辑。慢性病长期用药来维系病情不恶化的患者，其药物进入人体后，少部分到达病源处抑制，但很大部分却游走于人体各个器官，侵害日积月累，旧病未愈新病又至。一旦“不知”的科学技术再与政府制度保障的药厂与保险财团利益捆绑，实际效果就是美国人自己说的“美国医疗体系正在杀人”。这就是方以智所说“增药增病”。美国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18.5%，加拿大16.7%，法国14.2%），人均寿命也比其它发达国家要短（美国77，英国79，加拿大80）。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GDP的16%，预计到2030年时，将占到30%，到本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一半。《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研究发现，2014年起，美国人预期寿命出现下降趋势，为半个世纪以来首次。“美国医疗体系正在杀人”。 
这里引用了商汤“正”夏的典故，以其人之道反“正”其人之身。《书• 汤誓》记载商汤正夏：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39卦《蹇》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初六:往蹇，来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三:往蹇，来反。
六四:往蹇，来连。
九五:大蹇，朋来。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耿耿于怀的周公在《蹇》《解》两卦继续详细回忆摄政之蹇与解。《说文》：蹇，跛也。引申动作迟缓，钝，困苦，不顺利。古文通“謇”指口吃，结巴，都是病。《内经》《素问》“蹇膝伸不屈、易蹇”“蹇膝伸不屈，治其楗。”。显然，本卦以“病”喻政事。不是周公本人瘸了，而指的是国家机器的蹇。“蹇”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病的关键是“膝”，逐步导致全身不遂。病因是“风寒”，治法是“针灸”。周公为“膝”“楗”，此病不除，周政权先瘸后瘫。以上病情在诗经《狼跋》中描写的的很生动，那个“跋其胡，载疐其尾。疐其尾，载跋其胡。”的跛脚狼可不是自诩为鸿雁与美狐的周公，而是小狼崽子成王+狼心狗肺的《睽》卦“恶人”们。类似本卦以病情变化过程比喻政事的另一篇经典就是中学课文文《扁鹊见蔡桓公》：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蹇》卦卦辞“利见大人，贞吉”指的是周政权的首脑应当多与大人们商议如何治病。历史上，是周公主动写信联络召公、姜太公等大臣，解释沟通。召公与太公再去“说”成王。被动与主动仍然是有区别的。因为地位处境不平等，周公主动拉下面子去贴那些大人老同事老部下，政治家特点，邓小平也要给华国锋写信。“往蹇”也包含了自身处境不佳行动不便的困苦，忍辱负重吧。诗经小雅中《十月之交》《小旻》《鼓钟》等都以此表达了忧国忧民，“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流言蜚语的“风”，周的初始病症是“往蹇”。往蹇是指因为膝关节损伤，往前走很困难，再次强调周公可是周政权的膝关节。“来誉”显然又具讽刺意味。把周公赶跑，明明政权跛足了，还被歌功颂德，把它当成康熙除鳌拜了。“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是对病因的解释。“王臣”可以是王+臣，也可以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都“蹇蹇”了。整个国家行政体系都跛足不能往前，病因不是“躬”。各位大臣给成王歌功颂德，不就是因为除掉了摄政王这个“不躬”的权臣吗。现在都是低眉顺眼“来誉”的了。可见王与臣还在病症初期阶段的糊涂中。
“蹇”而“来连”，引用了《黄帝内经》的病症“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内。连（骨行）若折，治阳明中俞髎。”“来连”指的是病情发展到如同骨折腿短，不是跛足能往，也不是翻山越岭能往，而是得靠拐杖了。换句话说，此时国家政权之“蹇”，必须找到或者找回拐杖。“大蹇，朋来”指的是蹇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反而有了盟友。但不是患难之交的意思，这些人全是老谋深算的顶级政治家。因为大蹇，导致政局动荡国家即将生乱，可以理解为“瘫痪”，国难。来的朋就是召公与姜太公。这两个是牛人，特别是姜太公绝对自命不凡。然而他们再能干也明白了，自己不过是肱股，也可以是腹心，但不是“关节”，更不是“良医”，只能请周公回来了。“来硕”很特别，硕就是大，大脑袋，如《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唐风·椒聊》“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指果子大到没的比。《剥》卦“硕果不食”也是指东征无比之功。因此“硕”是周公的政治定位：品德才干功绩综合评分第一。这是和解重新摄政的理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是说自己不是为了自己而摄政导致“蹇”。《狼跋》中“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德音不瑕”的周公出山，“来硕”救“狼跋”。对于“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的周公，老子的内心也满满的赞美，在严肃的《道德经》中，特别创作了类似《离骚》的一段诗歌体：“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结尾的“利见大人”，指的是周公重新摄政“籍用白茅”，重新动员整个行政军事体系，包括他著名的动员令《尚书·大诰》。武王在临终前要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并说这事不须占卜。周公涕泣不受。“孺子”诵继位。当时的局面就是“大蹇”，《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群公惧，穆卜。”武王之死使“车轮”失去了重心而“蹇”，需要“硕”来“鼎玉铉”。周公执政称王，古书中有不少记载，只是到了汉代大一统和君权至上，才有周公“摄政”、“假王”等说法。 三叔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也并非无中生有。形势与人性都对周公本人以及召公姜太公包括成王提出了“解”的要求。周公主动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经过《蹇》《解》过程之后，周公才“安内”，再“攘外”东征，救己救成王救国家于“蹇”与“艰”“凶”而“吉”，周公自认摄政或称王“无咎”。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古人称外伤为“疾”，称内患为“病”。老子这段话实际上为很多“内伤”病提出了治疗思路，即反向改变致“病”状态，而且一定要“知”，先清楚病因病理，才能改变病态。比如脊椎病，要反向练瑜伽。“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因此“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三国乱世，一下出了三位良医：华佗，张仲景，葛玄。华佗被杀是因为他参与反曹政变，显然有志于良相。张仲景就生活在诸葛亮与刘备活动的南阳地区，但是《三国演义》居然把他漏了。葛玄一派与孙策缠斗，他是我国道家药宗“葛皂山”的创始人。他的侄子葛洪更出名。三国时代在中华文明千年升级周期中，处在中央集权农业帝国第二个乱世，第一个王莽时代有刘向；第二个三国时代也出了三位重要的思想家郑玄、王肃与王弼，也都被《三国演义》忽略了。《三国演义》第一回说刘备“尝师事郑玄”。郑玄活了73岁，与孔子相同。汉灵帝时期，郑玄因“党锢之祸”入狱十三年。和周文王一样，郑玄坐牢创立了“郑学“，使经学进入“小统一时代”。郑玄是第一个把各经串起来通透研究的思想家，顾炎武是他的继承人。顾炎武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特别重要地是郑玄把《诗经》与《周礼》用来比对《周易》，成为经学祖师。王肃是被诸葛亮骂死的王朗的儿子，司马昭的岳父，司马炎的外公，他伪造《孔丛子》、《圣证论》等假材料打压郑玄的手法，也启发了康有为一类人物仿效。王弼则是魏晋玄学的开创人，他只活了24岁，贡献是用《道德经》解释《周易》。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唐朝完成的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政治上，郑玄是汉朝正统；王肃是司马家代表，被捧为官学；而王弼属于曹党，玄学家大多站在司马家朝廷的对立面。在明末清初的乱世，复社才子方以智和傅青主也都成了名医。方以智三代深研《周易》，被通缉时，行医为生，出家后取名“药地”和尚，立志医治中华文明之“病”。傅山更有意思，当年带领山西学子进京游行，后来成了妇科之主。他本人确实剑术高超，成了《七剑下天山》的大侠。《蹇》卦以病喻政，也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我国最强的两个朝代汉与唐都是“黄老之术”，“黄”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痿躄为挛”。王安石《洪范传》中解释“筋散则不挛,故辛可以养筋。”寓意用“辛辣”之法改制去病。王阳明与张居正也都以大明之病为喻来阐述思想与政策。《红楼梦》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写了多位医生与众多奇奇怪怪的“假药”“假方”，只要对中医有基础，很容易发现作者在故意提示药名与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谐音与寓意。正是因为近代以来，学界对中医学的过分贬低，导致研究《周易》与《红楼梦》者往往不懂中医，因此无法理解病与药之喻，其实也从内心不接受阴阳，自然理解起来离题万里。王阳明以及他的半个学生张居正，都是特立独行敢于担当不畏人言的“狂狷”志士，是“痴人”（理想主义者）。他俩在奏书中，都提出了大明中期的“病症”。张居正《论时政疏》，初次陈述自己的政见，指出“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血气壅閼”。王阳明以哲人的睿智洞悉到封建末世“天下波颓风靡”，“何异于病革临绝”的危机，但他俩都没把到“封建专制制度本身”这一脉，治病的思想方法至少是治表不治本不系统的。张居正开出“人参养荣丸”，发展商品经济但同时关闭书院清议制衡，结果“水亏木旺”成了灰。王阳明开出“天王补心丹”“冷香丸”，修炼了个体，虚化实体。因此，尽管阳明本人武功赫赫，“内圣”“外王”，但并不能为“病革临绝”的明王朝提供灵丹妙药。这也是《红楼梦》作者们不厌其烦讨论病啊药啊的来源。“风月宝鉴”“通灵宝玉”在阳明学基础上，结合曹学、姬学、洋学，“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就是此意。“姬子”学就是书中以《周易》为中心阐述的内容。《红楼梦》作者是要采药炼丹、破石出玉，系统医治沉疴已久的中华文明。薛宝钗与黛玉从娘胎里都带来了病根（另一个是妙玉），都是血“气”已经不足的“喘”“咳”。娘胎就是指文化文明的母体土壤，本身已经气血不足。黛玉病症气血两亏弱不禁风，应当“滋阴补血”。人参补气补血，对老人贾母自然对症。然而温热之药，久服伤阴与黛玉有悖。最后黛玉伤心惊心、吐血气绝，明显死于长期用药不当的“医疗事故”。既然人参丸无效，《红楼梦》第28回中写了一味新药 “天王补心丹”，暴露了黛玉暗指福临。（黛玉）福临的病，生来登基就有，是被多尔衮、孝庄双重欺压的“心病”。王大夫的新药“天王补心丹”，宝玉描述：那药古怪，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诸如此类的药都不算为奇。那为君的药（清晰明确吧），说起来唬人一跳（药能吓人？恐怕是暗杀）。前儿薛大哥哥（番帝）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二三年， 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宝玉又道：“正经按那方子，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为君的药），如今那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顺治七年十二月摄政八年的多尔衮先晋封“成宗义皇帝”，月底突然暴死于古北口猎场。顺治八年二月，多尔衮被扒坟鞭尸、传首九边，暴尸旷野。“头胎紫河车（胎盘）”，“人形带叶参”，“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等是刨坟碎尸的真实景象。另外“多铎”的意思就是“胎盘“，也是一味天王补心的药。王夫人：“阿弥陀佛，不当家花花的！就是坟里有这个，人家死了……这会子翻尸盗骨的，作了药也不灵！”。福临“为君”之药“天王补心丹”，原来就是多铎之死+多尔衮开馆鞭尸。多尔衮和周公恰好是中华古代王朝一头一尾的两个“摄政王”，都和侄子皇帝恩怨难分，各自的经历与规律也可互相验证。薛宝钗的“冷香丸”就是她修炼的哲学思想——心学。这个“海上仙方儿”冷香丸，需要一系列“12”熬炼，如四季花蕊各十二两；炎凉甘苦十二味，“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繁琐的取材与煎熬过程明显是道家修仙派的“炼丹术”；历经炎凉甘苦是王阳明说的“事上磨炼”；宝钗对人温厚不坠青云之志是儒家“仁厚”与“诚志”之道。道之“玄”，佛之“空”，儒之“仁”，三合一，就是阳明心学“冷香丸”。宝钗在大观园游刃有余，家道变迁从容不迫，完全不同于王熙凤式的精明算计，不同于贾探春式的精明干练。她是心学之道的“从容淡定”“不动心”。整部哭哭啼啼的《红楼梦》，宝钗只哭了一次，还是被哥哥薛蟠点破“钗”与“玉”。如此杰出人物，那个时代只有康熙帝玄烨。宝钗见解超群，游刃有余，和康熙一样，是“冷香丸”哲学的必然结果。因此，贾母对薛姨妈说，从自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指“三春”政权+太子都不如康熙。“康熙”在满蒙语的意思是“平和宁静”。宝钗在《红楼梦》中被誉为“群芳之冠”牡丹，“冷”不是真的冷，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淡极始知花更艳”的“淡”。就是老子说的理想境界：“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康熙饮食习惯粗粮淡饭。《圣祖御制诗文集》的记载：“山翁多耄耋，粗食并园蔬”。他也不喝酒，晚年为养生喜欢喝葡萄酒。康熙也从不吃补药，只食补。他认为 “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康熙从小离开父母与孝庄在郊外寺庙居住（与妙玉几乎完全一样）。据说因天花流行隔离。但他还是两岁时出了痘。靠着苏麻喇姑及曹寅奶奶的精心照料没有死。天花是宝钗的“热毒症”。天花的“花”对应上“冷香丸”的各种强调的“花”。康熙建造承德“避暑山庄”，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冷环境中避“热”痘。康熙自小多病，必须以道学养生，而且专研《易经》。他从《易经》中发现数学之美。康熙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代数）。”康熙还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组织东西方专家对《易经》《圣经》进行混合研究的皇帝，白晋等人的研究成果直接启发了莱布尼茨等人。二进制、拓扑学（风水数学化）、辩证法都受此研究影响。并启发西方产生了《圣经》索引学派，间接促进了西方神秘主义，如喀巴拉思想。犹太神秘学者认为，摩西三上西奈山，每次40天。最初的40天里， 摩西得到了石版律法“十戒”。第二次的40天，摩西接受了“律法之魂”。最后的40天里，神向摩西传授了“喀巴拉”。但是第三部分“律法的魂之魂”被巧妙隐藏，只有那些最高等级的密仪执行者可以接触这部分知识，所以“律法的魂之魂”被称为“喀巴拉”（Cabala或Kabbalah，希伯来语“ 口授”、“传授”的意思）， 犹太人认为神将有关“人外的宇宙和“人内的宇宙”的奥秘隐藏在喀巴拉里，传授给能够理解这些知识的人（易经是律法之魂，口授即魂之魂，老子口授5000字） 。代表著作为《光明之书(Bahir)》，《创造之书(Sepher Yetzirah)》和《光辉之书(Zohar)》，但更多内容只以口头方式传承，禁止书写。西方神秘学都受到喀巴拉影响，包括灵数学、手相学、塔罗牌、符咒学、炼金术等等，都可以在早期喀巴拉中找到源头。18卦《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伯邑考）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这种邪术源于远古时代，并大量见之于古籍记述与民间传闻，但从未得到足够可信的实证。推测古人因无法解释导致剧烈腹痛的蛔虫或血吸虫，而大胆恐怖想象。据记载，制蛊的女性将百虫相残到最后的毒虫，作为恐怖宠物用自身的精血加以喂养训练，并以不为人知的手法，通过饮食让毒虫进入敌人体内，吸血噬肉，使受害者万分痛苦而死。
在商代，微子启为代表的“三贤”，崇侯虎、费仲、恶来、飞廉等所谓“三佞”都是侵蚀毒死商王与商政的“蛊”，喂养人就是周文王、姜子牙与周公“三圣”。《蛊》卦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意识地运用“蛊”进行和平演变的历史回顾论文。姜子牙可以说是FBI的祖师爷。杜勒斯的演讲，布热津斯基的“奶头乐”，中情局的12条，包括网上流传的共济会套牌，都是抄袭姜子牙《六韬》中的“文伐”蛊术。因为周太小，商太大，商周革命只能“不择手段”地用《蛊》。因此姜太公在《阴符经》与《六韬》中都详细阐述。《阴符经》中“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就是“阴谋修德”。要诀是“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讷。兴师动众，万夫莫议。其奇在三者，或可动，或可静也。”九窍之邪者逐欲。三要之耳欲听妙音、目欲观妙色、口欲尝妙味。因为欲望而动静失宜，背于大道而成邪。清心为“静”，无滓为“净”。《书• 大禹谟》记载大禹执政之要：“任贤勿贰 去邪勿疑 疑谋勿成 百志惟熙”。就是要“任贤”“去邪”。姜子牙搞颠覆反着来。《黄帝内经》《素问• 评热病论》对“邪”的病理描述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六韬》《文伐》中姜尚列举了详细的阴谋论十二条，就是“蛊”。“十二节备，乃成武事 。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站在文王与布什角度，商和苏联被“蛊”出无妄之灾。当然“蛊，元亨。利涉大川”。他们都会表彰几十年来“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持续不懈执行“蛊”或“和平演变”的秘密团队。十干记日是夏朝开始的传统，尚书《皋陶谟》中禹说自己婚假4天，就是“娶于涂山，辛壬癸甲”。“甲”前三日与后三日，表示有始有终，持续循环，日夜不停。前三天是辛日、壬日、癸日，是一旬的终结；后三天为乙日、丙日、丁日，是新一旬的开始。就是有终有始。终结与开始的中心点就是象征种子破壳而出的甲，也就是有破才有立，先破后立的意思。这个画面确实让人想起一个“蛊”的好莱坞电影《异形》。被表彰“誉”“高尚其事”的“功臣”确实也有不少“妲己”“西施”，但更多的是“公知”萁子，反对党元老比干，分裂内应微子启与㬵鬲。费仲的财政政策搞国进民退，崇侯虎的告密是东厂克格勃秘密警察，飞廉的穷兵黩武危害和平，恶来大修防御工事破坏环保，等等，虽然他们是为商纣王忠贞办事，但由于缺乏政策水平与防范意识，宣传法宝丢了没跟上（王用三驱，邑人不戒）。也被我方利用大做文章，也算不花钱养的“蛊”。不大动“干”戈，而能瓦解敌人，就是用“蛊”来“干”。《説文解字》：干，犯也。因为“蛊”的政策重点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与老百姓的暂时无知进行内部分裂瓦解,因此一定要区分对象。“干”的重点对象是“父”，就是执政党以及纣王为代表的敌国领袖。而在“父权”专制之下忍气吞声的反对党“老母亲”，就是《牧誓》为其撑腰的“遗其王父母弟不用”，如微子启、比干、萁子等，不仅不能“干”；还要“高尚其事”。因为萁子他们这些公知“不事王侯”，不为执政党任职办事，不就是在帮我们吗。但是颠覆成功后，咱们成了王侯，他们还旧社会习性不改，那么，姜子牙就把无政府主义者“华士”砍了；至于伯夷叔齐之流，自己饿死了。对勇敢的“干父之蛊”们，要发动媒体包括互联网水军“用誉”，要多给他们发“××和平奖”“××新闻奖”，还有“××大学”博士等等。“蛊”这种虫，就像癌细胞，它们成长扩散的越快，整体死的越快。可怕在与，它们是自我身体的一部分。掌控“公共信息”霸权的特权精英阶层，就是萁子之类。特权精英阶层高高在上当然脱离人民大众。特权同时意味着腐败。凡是动了“舆论精英”奶酪的领导人，往往都备受歪曲，古有商纣之鉴。“誉”在社会治理与政治斗争中作用虽无形却杀人不见血，却比军队的刀子还快。反面的典型就是“蛊”垮前一超级大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誉”的一种是社会名声与地位，形成制度化就是爵位。姜子牙的后辈管仲说:“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英国的5等爵位制度与骑士制度。英国5级贵族大致定型于13-15世纪。成为英国统治阶级稳定的核心。美国历史短暂，尚且要幻想出“美国队长”“超人”“终结者”“变形金刚”等等“假” 到不能再假的英雄“人”或“物”。中华民族5千年历史波澜壮阔，英雄辈出，这是美国可望不可及的财富。很合逻辑地，我国也出现了网络历史发明家。他们兵分三路，一路猖狂地将脏水泼向解放军英烈，它们诋毁羞辱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等人；另一路负责造谣诋毁毛泽东、周恩来等重要领袖；还有一路则以历史虚无主义手法颠覆霍去病、岳飞等古代英雄，以致矮化丑化华夏自古文明，胡扯出古埃及是中华之祖之类（反之，无逻辑地自吹自擂也是另一种反“誉”）。2014年9月30日国家终于设立首个烈士纪念日，2019年国家终于全面表彰建国70周年的各类英模等等，既是“誉”，也是对毁“誉”的反击。相信3000年《周易》教育的中华，《蛊》与“誉”的老祖宗拨乱反正，必将在这个隐形战场获得最终胜利。“父”指的是国主，指商纣王。“母”指的是二当家“微子启”。“裕父之蛊，往见吝。”指的是虽然是蛊，但对“父”有益的人，典型如“崇侯”“费仲”，不是盟友不可交往。“往见吝”刚好对应《升》卦挖角的“利见大人”。《蛊》卦讲小周为了对抗大商，采用了多条离间腐化瓦解商内部精英的“阴谋”。除了六韬12条，还有一条被后世包装得不清不楚的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著名的就是比干、萁子，还有伯夷、叔齐等人。鼓吹肯定他们的反政府行为无政府主义为忠贞不屈的志向气节，所以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需要极高的政策水平，毕竟“誉”“高尚其事”的其实都是真正的“佞人”。“纳约自牗”，偶尔想起来，“小有悔，无大咎也”。用“蛊”这种蛀虫，当然“小有悔”，但“无大咎”。病毒只有与肌体细胞结合才有生命，主体死了，病毒也灭亡。“蛊”在成功之日，都没有好结果。除了两类“蛊”人。商本身也出现了系统性的腐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类似古罗马的全民好酒好色。对这类系统性“蛊”，周人刻意逢迎吹捧麻痹，唯恐其不及。箕子对此有清醒认识，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诗经·大雅·荡》是周王声讨纣王的檄文，称纣王为“荡荡上帝”，即放荡不守法度，纣的八大过失之一“酒滥人荡，酒滥国衰”；“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商朝尚处于白酒酿造技术的早期，《尚书》中武丁提到散曲“曲蘖”酒化力也不强，所以酿酒时消耗粮食很大。而且正如箕子总结的互补品规律，酒器、肉食、声色犬马，“酒池肉林”，加上上行下效，会导致国家都向结构性腐败“蛊”扩展。考古发现，商代是青铜酒器大爆发的时期，数量巨大。《荡》结尾就是著名的警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旅》卦引用的太康失国案例，《五子之歌》其二也反思：“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周公执政专门发布《酒诰》禁酒，特别是禁止公务喝酒，类似“八项规定”，就是吸取了商“酒蛊”的教训。然而却对商族贵族网开一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本义还是继续放纵溺爱的“蛊。”接着上一卦《随》，周公想起了大哥伯邑考。“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考”如果按原意指咳嗽的老人，就不是“子”了。应该指“伯邑考”也逢迎误导商纣，自己牺牲化为“蛊”。这也是周公化悲痛为力量，把“伯邑考”的牺牲以及当年“丈夫小子”的悲惨抉择“智慧化”。伯邑考长子献祭，确实麻痹了纣王，不仅“失丈夫”。更重要的是对文王六征的危险非常麻痹，因为他真的坚信，靠周人长子献祭，上帝会保佑大商，“我生不有命在天！” “我生”与《观》卦用法一样指“我姓”。商纣王迷信上帝，他认为伯邑考作为精品奢侈品长子献祭上帝，能带来足够上帝厚爱，“此一物足矣”。姜子牙《六韬》《文伐》是和平演变的祖师爷，他本人最清楚“蛊”是怎么回事。姜尚在颠覆政权胜利前后对“蛊”们来了个大变脸。孤竹国叔齐与伯夷兄弟推让王位的故事编的有些像泰伯奔吴。两人听说西伯尊老前往投奔，正赶上武王要伐殷。伯夷、叔齐拦在武王的马头，斥武王未葬父是不孝；以人臣征伐王是不仁。姜太公讲：“两位都是有义的高人，不要为难他们。”被姜子牙亲自保护的伯夷、叔齐在革命后不食周粮，采薇饿死首阳山，显示气节。还是姜太公，从反对派变成执政党，对“不事王侯”者立刻换了个态度，而且作为原创因为知道其危害，把这些公知当危险“敌人”直接消灭。《韩非子》记载姜子牙杀了齐国“贤人”狂矞，华士昆弟二人。他们 “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太公望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回复的理由：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以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姜尚在《上贤》中也明确列出了13种“蛊”，即“六贼七害”。太公曰：“夫六贼者：
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俱乐者，伤王之德；
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
三曰，臣有结朋党，蔽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
四曰，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
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
六曰，强宗侵夺，陵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
七害者：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为将；
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慎勿与谋；
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
四曰，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
五曰，谗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不图大事得利而动，以高谈虚论说于人主，王者慎勿使；
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王者必禁之；
姜太公在灭商事业里 “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姜太公所说“道全为无用之事”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敌斗争绝不心慈手软，不做东郭先生；二是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措施统一思想。老子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者说，为王者不能为“道”“德”所累，而要活学活用。对于“干父之蛊”，周的政策不仅是“誉”，还有更务实有效的“间战”配合。《周易》记载在“纳约自牖”。“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典型案例就是“微子启、胶鬲与周盟”。这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奸叛徒。 “胶鬲”就是孟子所谓“举于鱼盐之中”的历史名人励志楷模。“胶鬲之困”指士人不在位而处于困境。胶鬲原贩卖鱼盐，十分辛劳，后周文王把他举荐给纣王，官居少师（副总司令）。但胶鬲是被文王收买安插在商朝策反作内应。就是《升》卦所说的文王在商朝廷“用见大人”“允升，大吉”。胶鬲后来出使周朝，周公再和胶鬲私下盟誓，让胶鬲俸禄增三级，并居官最高。《吕氏春秋》《武王入殷》记载：“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曷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这对话奇怪？打仗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哪有泄密对方使者的，而且是“少师”。胶鬲走后，下起雨。武王却令诸军不能慢，不能对胶鬲爽约。“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史记》把武王的反常行为与反常获胜总结为“武王之义”和“适令武王不耕而获”毛泽东把商纣灭亡的第一原因总结为内因内应，即“反对派”微子启等“汉奸”叛国倒戈。他在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时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盂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于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微子启素有贤名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抗衡，是最坚决的反对派，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铤而走险，通敌卖国颠覆帝辛政权。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决非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商奸”。召公奭已同微子启盟誓，周人许诺让微子世代为诸侯之长奉守商祀，使用殷商天子的《桑林之乐》，并把孟诸作为微子的私人封地。武王以4万5千兵力讨伐纣王17万人(一说70万)于牧野。《诗经·大雅·大明》篇形容道“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显然纣王也自信满满，“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由于微子、胶鬲等人的策反，纣王很多士兵纷纷反戈。《武成》中武王自己都说了，“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前途倒戈”是罕见的战场画面，就是“少师”㬵鬲率领的前军倒戈。不是“武王之义”而“不耕而获”，而是内奸之“蛊”，使商被“无妄之灾”。《无妄》卦中“无妄之疾，勿药有喜。”“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说的就是这件事。《六韬》《三疑》：武王问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谋，用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攻强必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予，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彼贪利甚喜，遗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毁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因之，慎谋，用财”是离亲、散众而攻强的3要素。“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不就是王允用貂蝉离间董卓吕布吗。如果《周易》时代过于久远，“商奸”故事不好推测，那么《三国演义》中，张松献图并拉上法正与孟达出卖刘璋给刘备的情节，基本就是当年㬵鬲与微子启的翻版，十分精彩。张松第一次“卖国”是借刘璋派他联合曹操的机会，带了西川地图要把西川出卖给曹操。结果张松被曹操慢待并羞辱，乱棒打出。张松第一次出卖西川自肥失败，于是出奔荆州找刘备。刘备派赵云带五百人在郢州界隆重迎接，“军士跪奉酒食，（赵）云敬进之”。到了荆州，关羽率百余人侍立。第二天，刘备又亲自带着诸葛亮、庞统见张松，张松献出西川地图，自己主动说希望刘备能取西川，他愿为内应。张松回到西川后，马上就联系法正与孟达二人，共同出卖西川。刘璋被张松欺骗，居然派法正为使和刘备联系；再派孟达领精兵五千迎接刘备入川。刘璋居然还以为张松是为西川立大功，将自己所穿绿袍并黄金五百两赐与张松。最终张松和比干一样死了。刘备轻取西川，法正成了微子启。孟达更出彩，叛了又叛，来回反复，被司马懿消灭。50年代末期，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关言论之后，高度的重视。他认为杜勒斯是“有章法”的，是“掌舵的”。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他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1964年前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在美国军方指令《心理战须知》中，各种作战类型的定义是：“1.‘白色’宣传——这是由信息源及其官方代表传播和承认的宣传。2.‘灰色’宣传——这种宣传出自专门的无法确认的信息源。3.‘黑色’宣传——这种宣传来自其他各种虚假的信息源。”灰色宣传，“无中生有的第一手信息”在大众传媒中运用得最广。前文提到杜勒斯的演讲。杜与艾森豪威尔搭班子，共同谋划了中情局第一次《蛊》的颠覆战争，第一个倒霉蛋是南美洲的危地马拉。中情局第一次利用力量弱小的反对派+铺天盖地的“解放之声”电台编造发布谣言，居然攻心术导致强大的政府倒台。之后中情局继续提炼完善，用于世界多处的颠覆活动。美国的专家们在这一方面做过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们对国外许多国家有权势的集团的思想状况进行研究，目的是要影响和操纵他们的思想朝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这种全球范围的意识操纵，在美国国内被修饰为“公众外交”。“公众外交”可以简化成对公众的信息战，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思维的模式规律诱导欺骗。人性的弱点+虚假信息=大众焦虑，就是推波助澜的原理。信息拥有软实力。为了避免损失，我们需要信息，需要信息给我们指明方向。反击高科技信息战，还得依靠高科技，比如大数据技术与区块链技术。化解社会焦虑症才是预防“颜色革命”的良方。因此美国国会才会专门通过法案，将“数据”定义为国家资产与战略“新边疆”。目前，美国《蛊》的发展方向是越来越重视科技与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Winheartsandminds就是利用高科技洗心洗脑。今年1月6号，美国参议院Luger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 “推特对抗恐怖（Twittervs.Terror）”，鼓吹美国利用新网络技术，为全球的“自由”推广运动而战。Luger很自豪的提到了Twitter在伊朗内乱中的作用。当时美国国务院出面，要求该公司停止所有正常的维修活动，为了美国利益而加班加点全速运转。在非洲的刚果，美国政府控制的手机网络和无线电广播，对分散的士兵进行缴械的劝慰攻势。在巴基斯坦，美国政府刚刚花了一大笔钱，建立了一个可以发送2400万个短讯的公司，这个公司叫HumariAwaz（人权之声）。过去民众参与政治成本高，而且其获取政治信息依赖可以被精英控制修饰的传统媒体。新媒体信息的推送和点发射能力使这个局面被颠覆，使得民众能够直接“网上游行”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基于信息不对称建立的代议制度下议会的政治价值也将因此削弱。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底层民众大多是体制中的失意者，迫切希望迅速改变社会地位，组织动员成本的降低导致极端“群众暴力”越来越多。目前法国、香港、美国、欧洲的“街头政治”趋势也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趋势是，互联网社交媒体极大地降低了政党和政客成长的成本与周期，一个Facebook帐号就可以迅速组织起多少万人；一条信息的群发和转载就可以迅速扩散。美国特朗普现象绝不是历史的偶然。2009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摩洛哥提出了“公民社会第二版”计划，就是要在世界各地培训NGO非政府组织（称为反政府组织更确切），用网络等新技术，大大提高这些反政府组织在组织和通讯方面的能力。这个“软实力”效果，中国人都从南方城市的动乱看到了。洪博培赤裸裸地说出天机，“我们要借助互联网的新生一代，利用他们我们可以take china down!”。“公民社会第二版”计划形成了6点共识，不妨命名为“希拉里6条”：1.刺激全球被洗脑的目标们自创出各种软件来到达这些目标。
2.保证这些人对网络的介入不被非美国政府力量所控制。
3.建立更好的公私合营模式，协助新创立的小公司，把他们的创意更好地介绍给美国政府，以获得资助与支持。
4.在语言翻译工具上，更好地和政府交流。
5.训练目标们运用这些工具的能力。
6.运用移动技术进行匿名举报。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宣传上的一美元，相当于军事上的五美元。诛心比杀人更可怕。英国特工梅西耶尔创立的“白头盔”组织就是这类操纵舆论的NGO新案例。这些自称没有政治立场的NGO或自由媒体，牌子都都一样：“民主，自由，人权”。白头盔也自称只为救死扶伤，不远万里来到叙利亚救助无辜民众。通过脸书、推特以及西方主流媒体隆重宣传，被包装成“天使”。叙利亚战场的重要节点阿勒颇战役时， “白头盔”发回图文并茂的“战地报告”，特别是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视频或照片（来自于摄影棚），美英据此发动了对叙军的导弹打击。假作真时真亦假，奥斯卡还评了最佳纪录短片奖。然而，随着俄叙联军节节胜利，“白头盔”逃离叙利亚，许多摄影棚和化学武器道具被发现，“天使”被暴露是魔鬼所扮。白头盔最后的命运是弃子，先是2018年特朗普冻结对“白头盔”的资金援助（美国承担三分之一的经费），2019年11月11日，梅西耶尔被证实死亡，据说是从二楼跳下自杀。正如前文所述，信息科技导致的“公共信息”“群众暴力”等颠覆技术，最好的防备还是相信群众。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就是通过验证而消灭信息不对称作战，是最好的人民信息战。蓬佩奥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说，“当我还是一名军校学员的时候，西点军校的学员格言是什么——‘绝不撒谎、欺骗、偷盗，也绝不容忍有此类行为的人。’我曾经是一名CIA局长，我们撒谎、欺骗、偷盗，我们还有完整的培训课程……”。“我们撒谎、欺骗、偷盗，我们还有完整的培训课程”，就是《蛊》。
作者：王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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